双拥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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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简史

双拥工作简史

         我国军民的拥军优属、拥政爱民（以下简称“双拥”）工作，是随着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的认识、建军理论的产生和人民军队的建立而发展起来的。双拥工作的产生和发展，是中国革命富有特色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一个重要保证。

   　  大革命时期——双拥工作的萌芽

　　1924年至1927年，中国爆发了反对帝国主义及北洋军阀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第一次大革命，国共两党实行第一次合作，建立了革命统一战线，有力地推动了这场革命运动的发展。在这场大革命中，我们党根据中国革命的特点，认识到武装斗争的重要性，在同国民党合作组织革命军队的过程中，以苏联红军为榜样，创建和指导着军队的政治工作，以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目标武装部队，改造部队，为日后双拥工作的形成和发展创造了条件。

   　 土地革命时期——双拥工作的创立

    　我党于1927年8月1日举行了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同年9月9日，毛泽东又在湘赣边界发动了秋收起义，接着率领起义部队走上井冈山。从此，我党有了自己的革命军队，开始了独立领导革命武装斗争的新时期。随着这支崭新的人民军队的诞生，双拥工作也开始在各根据地得以创立。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双拥工作的形成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军向北平郊区卢沟桥发动武装进攻，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和全国人民抗日怒潮的影响下，抗日战争爆发，中国革命进入了争取民族解放战争的新阶段。　这一时期，由于确立了人民军队的建军原则，以及多年来群众工作的生动实践，使双拥工作得到了重大发展。

     　建国初期到文化大革命前期——双拥工作的发展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结束。双拥工作的历史环境也发生了重要变化。变化之一是人民解放军的任务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由夺取政权转变为党领导下维护政权的武装力量，担负起加强国防、抵御侵略和参加国家建设事业的重任；变化之二是全国各解放区得以统一，建立了全国性政府，从此拥军优属工作在人民政府的统一领导下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尽管历史条件发生了变化，但是此一时期的双拥工作却在继承和发扬战争年代的光荣传统基础上从形式到内容都有了新的发展。……　

         文化大革命时期——双拥工作受到干扰

　    1966年5月到1976年10月在中国发生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和国家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1967年，“文化大革命”进入了所谓“夺权阶段”，全国处于“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混乱状态。在这种严重的形势下，人民解放军在提高警惕保卫祖国的同时，遵照党中央的指示，担负“三支两军”（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任务。“三支两军”从1967年1月开始，到1972年8月陆续撤出，军队参加“三支两军”的干部战士先后共达280万人次。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双拥工作新局面的出现

    　1976年10月，粉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胜利，结束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内乱，使全国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1978年12月，党中央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转折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这次全会开始全面认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及以前的“左”倾错误，确定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制定并推行了一系列新的经济政策。从此，双拥工作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全国双拥工作会议——双拥工作的新起点

          1991年５月10日至16日，为了研究和探索新形势下加强双拥工作，进一步密切军政军民关系，民政部和解放军总政治部在福州召开了建国以来第一次全国双拥工作会议。　　会议对1987年全国拥军优属拥政爱民经验交流会以来的双拥工作情况进行了系统的总结。由此，双拥工作迈向新起点.

“双拥”传统的由来

         每年元旦、春节期间开展的“双拥”活动（拥军优属、拥政爱民），不仅是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也是各级的一项重要工作。人民军队从诞生那天起，就高度重视群众工作，和人民群众始终保持着鱼水情深的血肉联系。目光回望，把“双拥”作为一项活动、一项工作，在每年元旦和春节期间例行开展，还要从1943年说起。

　　（一）

　　那时，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机关驻在陕甘宁边区的首府延安。由红军改编的八路军主力部队开赴抗日前线后，驻守延安、履行保卫党中央和边区使命的，是由部分主力部队骨干和陕北地方部队整编成的八路军留守兵团。1940年前后，由于国民党的经济封锁，边区负担重，留守兵团困难多，军政、军民之间产生了一些矛盾和纠纷。

　　在1942年10月召开的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西北局和边区行政部门的一些同志表示，留守兵团“不尊重地方政府”“闹独立性”。情况反映到中央机关，毛泽东对此非常重视。12月下旬的一天，毛泽东专门在杨家岭接见了萧劲光、莫文骅及参加会议的甘渭汉、耿飚、周仁杰等留守兵团的干部。

　　毛泽东首先向大家询问了军政、军民关系的情况。大家当时都有点情绪，认为地方政府一些人的批评片面、不符合实际，没有看到部队的实际困难，对部队支持不够。有的同志讲，现在有的老百姓“很厉害”，动不动就要拉着部队官兵找毛主席评理。毛泽东听完说：“开天辟地以来只有军管民，老百姓见了军队就跑。现在老百姓敢批评军队，这是件大好事。从古到今，哪有老百姓敢批评军队的？你们懂历史，你们说说看，是不是这样？如今变成了民管军，说明我们边区的民主运动深入到群众中去了，这该多好哇！人民群众敢批评军队，这说明我们边区政府民主建政工作有成绩。有广大人民群众当老师，你们部队工作才不会犯大错误，才能打胜仗。军队离不开地方的支持。部队驻在哪里，就要尊重哪里的地方政府；军队和地方关系出了问题，军队首先要作检讨；军队和地方闹矛盾，军队要多作自我批评。这是一条原则，什么时候都必须坚持的原则。”

　　这次谈话进行了近两个小时，接近中午时才结束。莫文骅、甘渭汉等人离开后，毛泽东又把萧劲光留下，与他进行了个别交谈。

　　毛泽东说：“你是个老同志，应该清楚我们军队的传统。部队在哪里都要尊重地方政府、尊重当地党组织。现在我们中央机关驻在这里，连中央决定的事情也要通过一下西北局，你留守兵团决定的事情怎么能不通过西北局呢？”最后，毛泽东笑着说：“萧劲光，你是个大知识分子！” 听了这句话，萧劲光一愣，心想，我怎么算大知识分子呢？仔细品味，萧劲光意识到主席的话是一语双关：一是说像他这样上过中学，又出国留过学、吃过洋面包的人，在当时部队很少，当然应该算“大知识分子”；另一方面是提醒自己不要太书生气，自恃清高，办事情处理问题要注意灵活性，学会协调疏通各方面关系。想到这里，萧劲光当即向毛泽东作了检讨：“与西北局的关系没有处理好，我应负主要责任。军政、军民关系方面的问题，根子在领导，自己没有以身作则，对部队教育不够。今后一定拿出具体措施，加强与地方同志的团结，改善军政、军民关系。”事后，他主动作了自我批评。

　　（二）

　　萧劲光向来雷厉风行，说干就干。在毛泽东接见留守兵团干部的当天晚上，他就主持召开兵团党委会，学习贯彻毛泽东关于军政、军民关系的指示，研究在即将到来的1943年春节期间做好群众工作，开展拥政爱民活动的问题。此次会议议定并很快落实了三件事：

　　一、由政治部主任莫文骅负责，组织留守兵团政治部编写《拥护政府爱护人民讲话材料》，对部队普遍进行拥政爱民宣传教育。

　　二、萧劲光亲自主持起草了《八路军留守兵团司令部、政治部关于拥护政府爱护人民的决定》（以下简称《拥政爱民决定》）。这一决定，在认真分析留守兵团部队拥政爱民工作形势、说明进一步做好拥政爱民重大意义的基础上，具体列出留守兵团各级军政机关必须执行的12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条规定：“必须使全体指战员认识拥政爱民的重要意义，军队应该坚决执行政府法令……对于过去不尊重政府，只顾自己，不顾政府法令，不顾群众利益的思想与行为，必须予以彻底纠正。”第二条规定：“军队须尊重各级政府机关，对于政府负责人，应以本部队首长同样看待，不得轻视与污辱。军队无权逮捕政府人员与人民。”第五条规定：“军队与人民须建立密切关系，爱护人民，尊重群众的人权、财权、地权，不得侵犯人民一针一线的利益……必须了解与尊重民情风俗，举行与人民送节礼、祝寿、拜年与婚丧等应酬，以建立与人民的良好感情。”最后一条明确提出：“拟定今年二月为边区部队拥政爱民运动月（具体工作另有指示），以掀起部队拥政爱民的热潮，推动今后拥政爱民工作的开展。”这一文件于1943年1月25日正式发出。

　　三、制订、颁布了留守兵团部队《拥政爱民公约》。《公约》明确规定：（一）服从政府法令；（二）保护政府、帮助政府、尊重政府；（三）爱护公共财物；（四）不侵犯群众利益；（五）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偿；（六）积极参加生产，减轻政府和人民负担；（七）帮助人民春耕、秋收和冬藏；（八）帮助人民进行清洁卫生运动；（九）了解民情风俗，尊重民情风俗；（十）向人民宣传，倾听人民意见。为了使《公约》能够切实付诸实践、发挥作用，各单位还制定了具体检查落实的措施。

　　获悉留守兵团研究起草《拥政爱民决定》的消息，边区政府很受启发。他们也立即行动，并于1月15日先于留守兵团发出了《陕甘宁边区政府关于拥护军队的决定》（以下简称《拥军决定》）。《拥军决定》从三个方面，即“拥护军队是边区人民与政府应尽的责任；过去拥军工作有严重的缺点；必须积极改善和加强拥军工作”，检查了此前拥军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改善、加强拥军工作的意见和措施。《拥军决定》具体要求各级政府“应将本决定和《拥政爱民决定》”，及最近颁布的陕甘宁边区新订《优待抗日军人家属条例》《陕甘宁边区军民诉讼条例》《陕甘宁边区调整军民关系维护革命秩序办法》等文件，“配合起来作详细具体的讨论，并请军队派人参加，切实检查当地的拥军工作，总结经验，纠正缺点，以进一步增强军民的团结”“应将拥军工作看成经常重要的工作，给以定期的切实的检查，成绩优良者予以奖励；对此工作漠不关心毫无成绩者应给批评、指责和惩罚”。边区政府同时决定，拟与留守兵团政治部商办，将1943年2月定为“全边区拥军运动月”。

　　1943年2月5日是春节。在这前后，在边区政府、留守兵团两个“决定”的指导下，陕甘宁边区的“拥政爱民”活动、“拥军”活动开展得生动活泼、丰富多彩。萧劲光、莫文骅等留守兵团机关、部队的领导，分头到部队驻地群众中走访，检查群众纪律，送医送药，帮助群众解决困难。有违纪现象的官兵在自省自查的基础上，主动登门道歉，向地方政府或群众赔偿损毁的物品。边区政府各级行政部门按照《拥军决定》和以此为据拟定的“拥军公约”，全面检查各村镇优待抗属、烈属和退伍伤残病老革命军人的情况。春节前，边区主席林伯渠、副主席李鼎铭联名给部队发了慰问信。林伯渠还和中共西北局领导同志，一起率领慰问团前往南泥湾慰劳在那里垦荒的部队。整个2月份，到军委和留守兵团机关、部队慰问演出的群众、文艺团体络绎不绝，军民联欢活动接天连日，演出场地上人山人海，欢歌笑语响成一片。著名的秧歌剧《兄妹开荒》，就是延安群众在拥军活动中演出，并受到毛主席的赞扬而广泛传播开的。许多年后，曾任留守兵团副政委的方强，谈到当年“双拥”活动的场景，仍然激动不已。他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写道：“1943年春节，留守兵团首创拥政爱民活动，地方政府也开展了拥军活动，使军民更加团结。这一活动保持至今，成为我军的优良传统，是延安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萧劲光同志一重要历史贡献。”

　　（三）

　　“拥政爱民、拥军”活动，进一步改善和密切了军政、军民关系，使陕甘宁边区呈现了军爱民、民拥军，军民团结互助、团结战斗的新局面，巩固了战略后方。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八路军》卷中提到：“1943年的拥政爱民运动，实际上也是当时整军和基层连队整党的重要部分，取得了明显的效果。广大干部战士更深刻认识到我军的本质、宗旨和任务，大大提高了执行群众纪律和做群众工作的自觉性，军民关系上的问题大量减少，如兵团直属队当年上半年发生的违纪案件减少到前一年同期的七分之一”“同年7月，国民党策划第三次反共高潮。边区群众在自卫动员中，大力支援我军，靠近前线的富县一带群众，自动献金献柴、送菜送猪羊，送衣服。后方的群众，积极为部队代耕，献金劳军。据24个工厂的不完全统计，共献边币120万元。这一切，使官兵备受鼓舞，部队士气大大提高”。毛泽东对“双拥”活动十分赞赏，多次称赞说这样搞很有意义，以后应坚持下去，年年搞。他还在会议上强调，军队和地方的领导同志都应该懂得，每年春节前后的“双拥运动月”是“旧历年节中最重要的革命工作”。

　　1943年10月1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中，更加具体地提出：“为了使党政军和人民打成一片，以利于开展明年的对敌斗争和生产运动，各根据地党委和军政领导机关，应准备于明年阴历正月普遍地、无例外地举行一次拥政爱民和拥军优抗的广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军队方面，重新宣布拥政爱民公约，自己开检讨会，召集居民开联欢会（当地党政参加），有损害群众利益者，实行赔偿、道歉。群众方面，由当地党政和群众团体领导，重新宣布拥军优抗公约，举行热烈的劳军运动。在拥政爱民和拥军优抗的运动中，彻底检查军队方面和党政方面各自在一九四三年的缺点错误，而于一九四四年坚决改正之。以后应于每年正月普遍举行一次，再三再四地宣读拥政爱民公约和拥军优抗公约，再三再四地将各根据地曾经发生的军队欺压党政民和党政民关心军队不足的缺点错误，实行公开的群众性的自我批评（各方面只批评自己，不批评对方），而彻底改正之。”

　　遵照党中央的指示精神，各抗日根据地、解放区军民于1944年正月更广泛地开展了拥政爱民、拥军优属活动。之后，每年春节前后举行的“双拥”活动，越来越深入人心，受到军民各方面的支持和欢迎。几十年下来，“于每年正月普遍举行一次”，逐步成了一项制度，并与经常性活动结合起来，使“双拥”精神贯穿在日常工作生活中，成为党和军队的优良传统。